今天我分享的这本书叫《最后的告别》，讲述了美国人如何思考和处理病、老、死的问题。我非常喜欢这本书，本书的作者阿图·葛文德是印度新移民后代，出生在医生世家，成长在西方文化和教育环境下，不仅是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，而且是哈佛医学院教授、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病患安全挑战项目负责人、《纽约客》杂志医学专栏作家，27岁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医疗政策高级顾问。《最后的告别》这本书中，既有一个个真切的个人故事，也展示了大量心理学、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成果，信息量非常大，让人深受启发。

作者在书中主要讨论了三大话题：临终医疗、护理和养老。通过书中的一个个案例，我们会发现，医疗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，一个国家会经历三个医学发展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因国家贫穷，大多数人得不到专业诊断和治疗在家亡故；第二阶段，随着国家经济发展，国民收入水平提高，人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享有医疗机会，多数人在医院过世；第三个阶段，国家经济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，即使在生病的情况下，人们也有条件关心生命质量的问题，这个阶段，在家终结生命的人数开始上升。

通过本书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处于第三个阶段，美国老年人普遍享有比较体面、舒适的老年生活；美国人能享受到良好、充分的医疗，美国病人和医生的互动过程也很良好。美国养老的社会化，既保证老年人受到专业、可靠的照顾，又不增加儿女事务性的负担；而且类型多样、选择丰富的养老机构可以保障老年人的安全、医疗、生活、社交等方面的需求，并且这些机构还在不断地改进，往更人性化、更个性化的方向发展。

在我个人看来，美国的医疗和养老状况是令我艳羡的，而我们国家显然还处于第二个阶段，我们把生命的余日交给治疗，不能进食了，可以用鼻饲、静脉注射；不能自主呼吸了，可以上呼吸机；心跳停止了，可以心肺复苏。科学进步已经把生命进程中的老化和垂死变成了医学的干预科目，融入医疗专业人士“永不言弃”的技术追求，让这些治疗扰乱了我们的头脑、削弱了我们的身体；我们在疗养院、医院病床和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。过渡的技术干预反而增加了对逝者和亲属的伤害，剥夺了他们最需要的临终关怀。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：我们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过生命的终点？在我们衰老脆弱、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，如何使生活存在价值？对此，我认为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，而只是把命运交给医学、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握。

巴金先生辞世于2005年。在此之前，他全身插满管子“活”了整整6年。他极度痛苦，他说“长寿是对我的折磨”。但是，所有人都希望他能“活”着，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。

琼瑶女士79岁时发表公开信，向儿子、儿媳交待身后事。她在信里说：“活着”的起码条件，是要有喜怒哀乐的情绪，会爱懂爱、会笑会哭、有思想有感情，能走能动……到了这些都失去的时候，人就只有躯壳！我最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失智和失能。她说：没有一个卧床老人，会愿意被囚禁在还会痛楚、还会折磨自己的躯壳里，慢慢地等待死亡来解救他！可是，他们已经不能言语，不能表达任何自我的意愿了！她叮嘱儿子、儿媳，无论生什么重病，她都不动大手术、不送加护病房、不插鼻胃管，气切、电击等急救措施全都不要，只要让她没有痛苦地死去就好。她甚至直白地表示：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，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，意义重大！为了确保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，琼瑶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交代身后事，确保儿子、儿媳能照自己的叮嘱去做，确保他们在遵照嘱咐行事之后，不必担心舆论的指责。

我分享的这本书，能引发我们对“尊严死”的思考。作者在书中说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医学科学使得数百年来关于死亡的经验、传统和语言已经过时了，并给人类制造了一个新的困难：如何死。作者认为医患关系有三种模式：“家长型”、“资讯型”和“解释型”。他批评传统的“家长型”模式——医生拥有全部的权威，做治疗决定，病人是医生决定的被动接受者；他也反对“资讯型”模式——一种零售式的关系，医生负责提供信息，病人负责做决定，但病人常常很茫然，很难作出正确的决定；他说出了很多医生不愿说的实话：63%的医生高估了病人的存活时间……40%的肿瘤医生承认，他们给病人提供他们相信不太可能有效果的治疗。在“顾客永远是对的”这一时代背景下，……医生尤其不愿意摧毁病人的希望……。作者推崇的是第三种医患关系——“解释型”——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出治疗决定，为此，医生要充分了解病人的治疗目标、生命愿望，然后努力帮助病人实现。书中，作者大量提到了姑息治疗、善终服务是“解释型”医患关系对于临终病人的治疗方式，并对其运用结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什么是“姑息治疗、善终服务”？就是在积极治疗无效和最终死亡之间的、一个新的医学与护理阶段，不以治疗为主，而以帮助病人减少痛苦，在亲人的陪伴下，在善终服务医护人员的调理下，安宁地死去。

作者在书里讲述了他的父亲从接受治疗到最后离世的经过，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了什么是“解释型”医患关系，了解姑息治疗、善终服务的方式、内容以及其对于临终病人的益处。作者介绍了2010年麻省总医院的一项研究成果，在151位四期肺癌患者中，看姑息治疗专家的病人更早停止化疗，更早开始善终服务，在生命末期遭受的痛苦更少，并且寿命增加了1/4。这些都很具有启发意义。

作者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，2006年因为颈部疼痛导致左手麻木。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显示：他的脊髓里长了一个瘤子。于是，父亲分别预约了两位神经外科专家，和他们讨论治疗方案。一位医生建议立即手术。另一位建议观察病情发展，症状恶化时再动手术，毕竟，手术本身也有导致瘫痪的风险。

作者的父亲选择了相信后者，坚持临床工作、慈善活动，继续打网球，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，回印度的故乡探望家人，并且订立了遗嘱。这为他争取了很有质量的两年半生活时间。2009年疼痛加剧，他丧失了抓握能力，从手术台上退了下来。但他仍坚持社区服务工作，直到2010年，也就是诊断后的第4年，走路也开始变得困难后，和作者进行了艰难的谈话，告知了作者，他最担心的情况是什么，可接受的最低生活质量是什么。然后，接受了手术，切除了部分肿瘤，为颈椎减压。手术很成功，他恢复得很好。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进一步的放疗，可接下来的放疗让情况变得糟糕：体重下降、乏力恶心、失去了味觉，而肿瘤却长大了。医生建议化疗。作者的父亲感到左右为难：是把今天过到最好，还是为了一个前景渺茫的未来牺牲现在？经过反复权衡，他拒绝了化疗。因为他不认为那会达成医疗意义上的改善，而且也不想要那些副作用。他接受了家庭善终服务：姑息治疗医生帮他调整药物，减轻呕吐、疼痛等症状；护士上门探视，提供护理支持；还享有帮他洗澡、穿衣、打扫等健康助理服务。为了防止摔跤，他不再单独走动，开始使用轮椅。但他仍然能使用电脑，接待客人，参加儿子致辞的典礼，还见到了女儿的未婚夫。这些对他而言都非常重要。情况继续恶化，他逐渐衰竭。但幸运的是，他的家人没有犯下“延长他的痛苦”的错误。2011年8月，他在家里而不是医院的ICU，离开了人世。此时距他确诊，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。

作者的父亲做了一连串明智的决定：推迟手术—接受手术—放弃化疗—接受善终服务。这些决定帮他延长了生命，也尽可能地提高了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。

作者通过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几个具体案例，对“解释型”医患关系要求以病人为中心、以病人的目标和愿望为中心，要求医生充分了解病人，同病人进行对话的意义以及具体操作，给予了详细的介绍。这种医患沟通方式对于时下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很有启发意义。

书中所展示出来的，美国老年人从过去的、以居家养老、子女照顾为主，已经过渡到现在的、以社会化养老为主，这与美国经济发展程度、现代化、工业化、少子化水平息息相关。正在进入相似状态的中国，传统养老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，而社会的准备、政策的配套、人们的心理都还处于社会化养老的准备阶段。而书中美国已经相当成熟、成体系的社会化养老模式，可以为起步阶段的中国养老事业提供极有价值的借鉴。

《最后的告别》这本书，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，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和身份，思考医学、疾病与老年问题；面对未来，思考如何成为更明智的病人或病人家属。同时，也让我深深感到：面对生命最后的结局，我们需要面对人终有一死的勇气，也需要对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。

最后，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度过生命的美好时光！好好的活到终老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