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火初燃——浅谈历史上的《新青年》(卢宗艳)_綦江人大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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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火初燃——浅谈历史上的《新青年》(卢宗艳)
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 http:// www.qjrdw.gov.cn  来源: 责任编辑: 2021-06-22 09:16

  一百零六年前,有一本杂志,不仅外观新潮,更发出了“青年如初春,如朝日”的时代金句。他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,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阀门,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。

这本杂志的名字,叫《新青年》!1916年,陈独秀撰写发刊词《敬告青年》,大胆提出“青年六义”,恰如一声惊雷、一声呐喊,掀起了五四新思潮,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征程。

现在,我们学习党史时常说一句话:“从石库门到天安门”。作为中共一大会址,石库门其实是最具上海特色的一种居民住宅风格。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,就是这样一幢具有百历史的石库门住宅。一个世纪前,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领导人在这里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道路,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。

今天,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《新青年文选》,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编选,是《新青年》杂志发刊十年来的优秀稿件合集,共分为论文、述学、随感、新诗、小说、喜剧、通信七个板块。本书收录的有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李大钊的《庶民的胜利》,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《呐喊》等大家名篇,有的写进了中小学教材,有的被列为党史学习资料,相信在座的各位领导及同事都读过不少。

作为一本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杂志,《新青年》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我在媒体工作多年,媒体人的好奇心,让我对这本杂志背后,具有传奇色彩的编辑部很感兴趣。所以,请允许我偏个题,和大家聊一聊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的故事。

首当其冲的,自然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的两位黄金搭档:陈独秀和李大钊。有诗赞曰:“北大红楼两巨人,纷传北李与南陈。孤松独秀如椽笔,日月双悬照古今。独秀就是陈独秀,孤松是李大钊的笔名,两位巨人因《新青年》杂志结缘,最终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史上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”的佳话。

陈独秀是《新青年》的主编,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,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,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,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。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在成为革命家之前,陈独秀其实是一名资深的媒体人,1904年,就单枪匹马办《安徽俗话报》,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,包揽编辑、写作、排版、校对、分发等全套流程。参与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,陈独秀流亡日本,协助章士钊编辑政论月刊《甲寅》。当时的环境下,纸媒很不景气,尽管如此,陈独秀还是计划办自己的杂志,他放出豪言:“让我办十年杂志,全国思想都改观”。

1915年5月,袁世凯称帝在即,《甲寅》因发表《帝政驳论》遭到查禁停刊。当年9月,陈独秀的新刊《青年杂志》在上海法租界创刊。办杂志一要资本,二要稿源。创业初期的陈独秀,人脉不够广,也没有足够经费约请名家。每期近一半文章是“光杆司令”亲自上阵,主打文章署名陈独秀,国内外大事记、通信等栏目署名记者,其实还是他。

出版第一卷共6本之后,《青年杂志》因为重名停刊半年,后改名《新青年》复刊。最大的新意是几名新人的加盟,其中就有李大钊。陈独秀和李大钊属于不打不相识,两人在北大共事之前,李大钊就曾投稿反驳过陈独秀的观点。在《新青年》第二卷一号,李大钊发表了《青春》一文,号召青年“以青春之我,创建青春之家庭,青春之国家,青春之民族,青春之人类”……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,吻合《新青年》的“青春”风格,内容也与陈独秀发表的改名宣言极为一致,从中可以看出两人渐生知己之情。

在多年的合作中,李大钊积极为《新青年》撰写文章,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。1918年7月--11月,李大钊先后在《新青年》杂志发表了《法俄革命之比较关》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三篇文章,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载体。

1918年11月,巴黎和会上,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沦为了“战败国”。消息传到国内,中国人民聚集已久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,陈独秀、李大钊携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。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,陈独秀做了一回“孤胆英雄”——他起草了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并在北京前门散发,遭到逮捕。陈独秀被捕后,全国舆论一片哗然,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。经过李大钊积极营救,三个月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,李大钊立即在《新青年》发表欢迎独秀出狱的诗歌:“因为你拥护真理,所以真理拥护你,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,好像花草的种子,被风吹散在遍地。”从这首诗歌可以看出,两人志同道合,结下的革命友谊如坚冰不可摧。

陈独秀出狱后,仍然高调地四处奔走,宣传社会主义革命,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。李大钊建议他转移到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去。此时,北京火车站周围已经布下了密探,陈独秀没法从乘车南下。恰逢北方收账时节,李大钊赶紧租了一辆骡车,扮成收账先生,连夜护送陈独秀出北京,转道天津,然后再乘火车或乘船前去上海。北京到天津有150多公里,坐骡车赶路,需费时两天。两个同路人,一边赶路,一边交谈,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——这就给后人留下了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”的猜想。

1920年3月,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,两个月,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这两个研究会,一南一北,既为建党作了理论上、思想上的准备,也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,是实现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。1921年7月23日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,从此,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接下来,再聊一聊《新青年》的另两位主角:胡适和鲁迅。

1918年1月起,《新青年》决定采取“轮流编辑制”,陈独秀负总责,李大钊、胡适、钱玄同等人轮流编辑。

胡适提倡白话文学,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,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。

早年间,胡适就曾给《甲寅》投过稿,提出中外文明结合的主张正合陈独秀心意。陈独秀在往期杂志上多次鼓吹文学改革,但没有找到具体方向,胡适的来信使他有拨云见日之感。他立即请求胡适写篇更详细的文章,于是就有了彪炳史册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

有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:胡适在私信中一口一个“革命”,公开文章却谨慎地用了“改良”。而陈独秀在下一期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自己写的《文学革命论》,为胡适助阵,用的是革命二字。一个改良,一个革命,这种措辞的反差,与其说是胡陈性格的区别,不如说是搞学术和搞媒体的区别。学问家之稳重,舆论家之激烈,两者的互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。然而,胡适崇尚自由,陈独秀霸道,也为后期的分裂埋下了伏笔。

多年来,《新青年》同人始终有一个不谈政治的约定,就像胡适所言:要在“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”,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根本道路。然而,身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,面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问题,以陈独秀之个性岂能不开口,他经常言辞激烈我行我素,观点愈发激进,与胡适的分歧也越来越深,最终两人分道扬镳。

从1915年创刊到1926年停刊,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,《新青年》在风雨飘摇中走过了11余年,《新青年》编辑部阵营也逐渐分裂为两派:陈独秀、李大钊主张革命,胡适、鲁迅等倾向启蒙新文化运动。

鲁迅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《新青年》杂志,是1918年5月,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《狂人日记》,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。那时,《新青年》已经创刊三年时间了,倒不是鲁迅对”文学革命“很慢热,而是他那时已经37岁了,告别了新鲜活泼的青葱岁月,他认为自己“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”。自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任职于教育部并随部赴北京后,鲁迅每日的工作就是衙门枯坐,工余的时间大多在校勘古籍和古碑。

《新青年》的编辑钱玄同是鲁迅的好朋友,他多次邀请鲁迅加入阵营,可见过辛亥革命、见过二次革命,见过袁世凯称帝,张勋复辟的鲁迅,看来看去,已到了怀疑、失望至颓唐的境地,对《新青年》始终态度平平,兴致不高。在他看来:《新青年》就如空中挥拳般,寂寞和悲哀。

但架不住主编陈独秀多次求稿,鲁迅有点动摇了,他心想:即使革命是徒劳的,还是要呐喊几声助助威。但他的态度、心境与其他激情满满的年轻人不同,所以发表的文字,无论是小说、诗歌还是杂文,始终是灰冷调,散发出一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苍凉气息。

三年多时间,鲁迅在《新青年》上共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杂文等50余篇,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鲁迅与《新青年》可以说是互相成就了彼此,他在这里找到了文化改革的前沿阵地,发表的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风波》《故乡》五篇小说,对封建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,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。

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,在宏大的百年党史中,《新青年》的存在时间虽然短暂,但它忠实地记录了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,它的名字将永载史册。今天,重读《新青年》,我不由自主地观照当下,有以下三点体会。

一、伟大的斗争,离不开革命英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。朱自清在《论青年》中说,青年时代该从五四运动开启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、瞿秋白、刘半农等等这一群意气风发、胸怀家国,立志改革的青年,都是当时中国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,他们以《新青年》为舞台,敢于发声、敢于斗争、敢于牺牲,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,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精神镜像,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。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支部诞生在上海石库门,这既是历史的偶然,也是历史的必然,更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无上荣光!

二、伟大的征程上,理想信念是永远的精神航标。上海石库门,中共一大会址,这些革命圣地令人向往;五四爱国运动,南陈北李相约建党,这些历史事件意义重大,陈独秀、李大钊,这些革命先烈事迹动人。在伟大征程上,是“建设一个新中国”这个理想信念的支撑,让他们在血与火中杀出了一条走向新生、走向胜利的道路,也让一代代青年人赓续革命精神,传承红色基因。立足当下,从脱贫主战场、创新最前沿,到抗疫第一线、基层大舞台,新青年一代坚定理想信念,不怕苦、不畏难、不惧牺牲,留下了充实、无悔的青春记忆。

三、正确的路线与方向,在任何时候都无比重要。道路决定命运。中国的革命经历了多次道路的抉择,正是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,正确的路线才得以被证明,最终让革命找到了光明的方向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,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?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,这些问题的答案,就藏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征程中。作为新青年一代,生逢盛世,理应不负盛世,要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、获得启发、汲取力量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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